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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课讲稿:《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
同志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和大家一起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为什么要学《实践论》呢?因为《实践论》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哲学著作,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讲到:“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他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名篇至今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他的许多调查硏究名篇对我国社会作出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是社会科学的经典著作。”由此可见,两论是一部宏伟的哲学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作,而蕴含在其中的丰富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内涵,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发展仍然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是来共同重温两论之一——《实践论》的基本哲学原理。今天我主要想和大家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实践论》的写作背景,第二个问题:《实践论》的主要内容及基本哲学思想,第三个问题: 学习《实践论》的几点感悟及现实意义。
一、《实践论》的写作背景
《实践论》和《矛盾论》形成于1937年,当时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一个演讲,题为《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其中有两个章节——“实践论”和“矛盾统一法则”,《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根据这两个章节改编而成。毛泽东为什么要写两论呢?毛泽东曾经说过,两论是为了从哲学高度总结中国革命这样一个历史经验和教训而作的,是为了批判和清算已经严重危害到中国革命发展的一种主观主义,特别系教条主义而作的,是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作的。这句话听起来有些不好理解,说白了就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和当时我党的发展经历有关,我们党当时是在一种一些错误的思想指引下前进的,毛泽东同志为了批判这种错误思想,凝聚大家的共识,因此写了两论。下面我们就着重讲讲当时的具体情况。
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7年两论的产生,一共经历了16年。这16年我们中国共产党走了一条十分艰难的曲折的道路,我们有两次成功,第一次成功是1927年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它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第二次成功是1936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红军的企图,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促进了全国革命新局面的到来。这两次胜利给我们积累了成功经验,与此同时,我们也有两次失败经验。第一次失败是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这次失败固然有的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这样一种外部因素,但究其内因,是因为我党内部当时存在的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方针路线。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路线,这种错误路线的主要表现就是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在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北伐战争过程中,陈独秀着重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在野党的位置,因此放弃了对革命领导权的一种把握,甚至压制工农运动、取消了土地革命、大搞阶级调和、反对任何斗争策略、放弃革命武裝,对反对派实行的是全面退让。这样的一种错误路线导致我们中国共产党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由于我们没有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进而导致了“4·12”反革命时,国民党打了我们共产党一个措手不及时,使得我们党内许多高级领导人被杀害,许多组织被破坏殆尽,进而导致大革命失败。我们第二次失败是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同样我们抛开敌强我弱的外因,究其主导内因仍是我党内部的错误思想路线。与第二次失败相对应的是,这次失败主要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的思想。这种错误思想具体表现在:不立足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不研究中国革命实际经历,甚至拒绝、否认、忽视中国革命所累计的经验教训,直接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把共产国际的各种決议甚至苏联的经验神圣化,不加思索地直接将马克思主义用来做行动指南。说白了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说怎么干就怎么干、马克思主义怎么讲的我们就怎么干,不用考虑中国的实际。这也是毛泽东发表两论的直接原因。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我们党是非常受共产国际重视的,共产国际把我党当成是东方支柱,我党长期受到共产国际的领导,当然对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领导关系是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共产国际曾经极大的帮助了共产党认识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并且打破了早期中国共产党对于革命的幻想,提出了暴力革命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和策略曾经快速的提升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能力,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一步步强大以及中国革命实际情況的逐步变化和发展,在这时期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国革命没有清晰认识和深入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就出现了主观上的错误,并且干预过度。王明实际上就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理人,在他刚当上中共领导人的时候,就提出了个口号,那就是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所谓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完全无条件的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因此这个口号一经出现,就得到了共产国际认可,王明就是这样怀着对莫斯科的绝对忠诚的心,忠诚的执行莫斯科的指示。王明拒绝接受中国革命的经验,拒绝了解中国的实际问题,唯书,唯上,生吞活剥的理解马列经典中的只言片语、生搬硬套,全然不顾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发展,甚至不惜牺牲党和军队的利益,来片面的附庸共产国际。正是由于王明一系列的错误路线和方针,致使中国共产党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甚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程,并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因此,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曾一针见血的指出,王明错误在哪里?王明的错误,关键就是替别人想的太多,这个别人是谁,也就是苏联,替自己想得太少,自己是谁,自己是中国革命,王明就是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来看待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因此,他成为了共产国际的附庸。
我们讲过,虽然王明并不懂得中国的具体情况,但是他对马列经典著作却是倒背如流,因此,他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称,动辄就拿本本主义去教育人。他看不起毛泽东,甚至明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经常对毛泽东的一系列主张横加指责,认为毛泽东他的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是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给毛泽东扣了许多的帽子,甚至在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把毛泽东在军队的军事领导职务给裁搁掉了。因此,在苏区毛泽东就是长期挂着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养病、观察、蹲点、督导、随军行动等等,毛泽东也是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亲手创办的苏区一点点萎缩,直到最后丢了个精光,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才使得毛泽东同志刻骨铭心,促使他对马列经典著作的一个大量阅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了担架上,还在读马列主义。红军到陕北之后,特别是1936年的下半年和1937年上半年,国民党在西北吃了红军几次败仗,剿共的态度逐渐缓和,西北局势相对稳定,随之而来的西安事变迫使国民党彻底停止剿共行动,这就为延安争取了一段安全的稳定的一个环境,使得毛泽东读书 ……此处隐藏5038个字……线瞄准就可以打出好成绩的,我们必须把以上矛盾和症结解决了才能打出好成绩。所以说,我们干任何工作,如果没有深入一线、了解实情、亲身体悟,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得出的结论、提出的意见就是空洞且脱离实际的,只有扑下身子,设身处地了解情况,通过不断地思考分析,找准矛盾和症结所在,才能有的放矢,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三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实践论》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工作中大家都清楚思考的重要性,但往往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忽略了这一环节,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分析,或只进行了简单的思考,而选择相信直观的判断,盲目地把感性认识当作理性认识,造成决策的失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实弹射击,理论大家都掌握,但对射击中存在的各种细节如果思考不深入,你就调整不好射击方向,就不会取得好成绩。所以说,我们只有充分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辩证统一的关系,理解认识事物的过程和规律,通过思考逐步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才能准确的认识事物。
(二)实践取得真知
没有实践就不会有理论,通过对实践过程的总结来找到事物内部的规律,总结出理论。所有的理论都是通过实践来的,没有哪一个理论是人随口说出来的。解决问题离不开实践。《实践论》指出,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反思我们在工作中出现的粗疏错漏,很多都是凭感觉办事造成的,感觉没问题,感觉应该这样,感觉准备的得差不多了,而往往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纸上谈兵,结果却事与愿违,即使筹划的再周密,不到现地,不见现状,难免会有疏漏,这就是脱离实践去思考问题、筹划工作。要避免问题的发生,就需要掌握实践的方法,全面细致的了解情况,充分借鉴以往的经验,解决过程中的矛盾困难。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实践论》指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而且我为间接经验者,在别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无论何种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以我们学习射击为例,首先要学习理论知识,了解枪械原理,熟悉操作,学习瞄准要领,这些都是别人的直接经验,对于自己是没有“体验感”的间接经验,但是经过反复地瞄准练习,体验射击,不断校准射击方法,就能能掌握射击本领,提高训练成绩,把别人的直接经验变成自己的直接经验。知识不等于智慧。毛泽东同志说,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当今社会获取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你可以通过手机、电脑足不出户了解到任何想了解的信息,但仍有些人寒窗苦读十多年却就业无门,有些人“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不能处理好眼前的实际问题,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知识不等于智慧。知识的本质是信息、资料,而智慧则是思考处理问题的能力,要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必须依靠思考和实践这座桥梁,将知识进行消化整合,通过不断实践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理论服务实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还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认识的最终目的在于实践。这里给大家举3种现象:脱离理论的经验主义。即盲目一味地相信经验。毛泽东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日常工作中,大家常说有些同志总爱跑跑颠颠,热衷于干事务性工作,遇到材料任务就抓耳挠腮、如坐针毡,办事积累了很多经验,理论水平却有待提高,其实就是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做了脱离理论的事务家。文以辅政,文达则政通,看轻了理论的重要性,工作就会缺乏指导,缺乏创新,缺乏把握大局的能力。脱离实践的教条主义。即盲目一味地相信理论。过分的相信理论,而忽视了经验的重要性也是不对的,处理相同的一件事,客观环境不同,内在矛盾不同,“真理”也有所不同。日常工作中,还有些人只愿意坐在办公室里搞材料,不参与事务性工作,这样脱离了实践也是不行的,材料也如空中楼阁,水月镜花。一语不能践,万卷图空虚,脱离了实践,理论也就失去了指导意义,所以各级都要求机关干部既要能扑下身子干工作,也要能静下心来搞材料,两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脱离现实的空谈主义。即用幻想出来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毛泽东同志说,我们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做真理。近年来,少数同志热衷于攀比,满腹牢骚抱怨,总觉得“理想”和现实差距很大。其实他们所看到少数人的光鲜,都是现象的、表面的,而没有看到这些人成功背后付出的辛苦与努力,而自己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还要跟别人比这比那,觉得不公平、不如意,并把此作为“真理”,必然会导致自己走很多弯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只有给自己设定一个符合实际的目标,并付诸行动,才能功不唐捐,有所收获。
(四)实践检验真理
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判定认识或理论是否是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实践的结果而定。这里跟大家分享3个概念: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真理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人们可以通过无数的相对真理不断接近绝对真理,但是所谓的永恒真理和终极真理是不存在的。比如我们说“在均匀介质中光是沿直线传播的”,这是相对真理,因为在宇宙中光会受引力影响而发生弯曲。由此可见,相对的真理是在某一阶段,某一条件下被实践所验证的真理,是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由于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没有实践能去验证未来发生的事,所以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必在工作和生活中追求绝对的真理,说白了就是别太较真、别事事都追求完美,而是应更多的把心思精力投入思考和实践中,想到什么就去做,用实践来检验我们的思考是否正确,用实践来纠正我们的思考认识。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同样的工作去年这么干,今年还能不能这么干,有些同志会抱怨说干了这么多年都没问题,为什么到今年就要变。同样的工作,今年与去年很多外部因素不同,内部因素也不同,例如今年的工作就要考虑疫情因素,考虑今年单位工作的总体思路,还有这项工作自身存在的困难矛盾等等,如果不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就会逐渐积压旧的矛盾,制造和产生新的矛盾。实践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实践的最终目的不在于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比如我们观察自然规律,就是为了知道地球是怎么转的、风是怎么刮的吗?当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将这些自然现象加以利用,发明风能、太阳能等等,而在进行技术发明时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这又会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让我们对这些自然现象、自然规律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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